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切实维护正常经济秩序至关重要。助力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成为了此次战“疫”的重点工作之一。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弱，资金链受到明显冲击，在此次疫情中受到影响相对较重，如何保证小微企业能够顺利度过此次疫情，成为中央和地方都极为重视的问题。中央及省市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扶持政策。譬如，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指引》；央行等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财政部的《关于支持金融强化服务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等等。兴泰担保集团在市委、市政府及兴泰集团支持下，也出台应对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一系列金融举措，作为国有政策性担保公司，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区域中小微企业融资是其重要使命，如何有效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及时在后疫情时期总结经验，成为当前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

一、历史经验表明疫情对经济影响短暂且明显

对于突发系统性风险的分析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参照、总结、回顾历史。2003年的“非典”就是疫情对于经济影响的最合适案例。“非典”时期两个教训，一是疫情对于经济影响超乎人们预期，二是滞后影响短于估计。2003年的中国经济年度增速虽然创下8年来新高，但是整体形态呈现U型增长态势。当年第一季度，非典疫情主要还是在广东省局部蔓延，我国当季GDP同比增速创下11.1%的新高，国家统计局仍表示“在个别地区、个别行业存在过热苗头和倾向”，市场中对负面影响认知不足。到了二季度，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凸显，市场悲观预期蔓延。然而，自当年3季度开始，疫情逐步解除，经济增速有开始快速回升，虽然增速无法达到一季度水平，但均超过2002年GDP季度增速的最高点。

以史为鉴，疫情不会影响中国经济长期走势，不会改变我国长期稳定和持续升级的发展趋势，对于中期影响平缓，但对短期冲击影响直接且明显，尤其是对终端需求造成抑制，后期逐步恢复。

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较2003年的环境发生较大的变化，精准预测疫情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或许为时尚早，但微观层面上企业的损失却显而易见。GDP小数点后每一位数的增长离不开微观层面企业的贡献，经济的回落带来的不仅是数字的变动，隐藏着可能是多少企业的破产和失业。虽然经济存在韧性，但提出控疫情、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的实质性措施，刻不容缓。作为国有政策性担保机构，应当肩负社会责任，为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二、疫情下担保公司对小微企业援助十分必要

面对疫情，企业普遍受到负面冲击，小微企业损失更明显，能否度过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资金面是否撑过当下所决定的。一方面，由于市场需求受到抑制，企业的收入端表面不佳，加之库存积压，导致资金回流成为问题；另一方面，刚性支出不可避免，成本端人工和房租等仍然是刚性支出，资金持续流出。两方面因素叠加，企业流动性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小微企业由于其体量较小，抗风险能力弱，受到的影响最严重，同时资金来源渠道较为单一，流动性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甚至直接导致企业难以持续经营。

从社会总体福利角度看，小微企业大规模集中退出市场会带来负外部性，不宜对其破产听之任之。一般情况下，小微企业的破产属于正常市场出清现象，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分配。然而，发生系统性的小微企业倒闭潮时，牵一发而动全身，将带负外部性，降低社会福利。这种负外部性主要体现在降低经济活力，不利于风险后的经济恢复，增加失业率、抑制消费、造成社会问题，增加地区整体金融风险、不利于地区发展。

疫情下，对小微企业支持具有类准公共品特征。将在疫情下对小微企业的支持视为一种产品，其本身是直接受益者，也为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带来收益。同时居民、其他企业会都能够从中获利且无法阻止，因此具有一定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因此，公共产品的帕累托均衡的条件，私人部门的供给一般小于社会最优，在疫情下进一步为保证小微企业融资则能带来社会总价值的最大化。

三、关键时刻政策性担保机构能够凸显责任担当

当前，对于小微企业的援助，政府主要是通过对直接补贴和通过第三方完成补贴两种方式。减税政策则是由政府一方单独完成，一般是根据税收规模或从事行业进行范围性的减税。然而，企业的设立与退出是一个正常的市场出清过程，生产力在这种过程中得到最大化的应用，而减税政策难以带给企业最直接的现金流补充，远水难以解近渴。因此，最为有效的方式还是保证企业的资金周转，利用市场手段来解决问题。

实际上，小微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不畅，主要还是依靠间接融资。根据Modigliani-Miller定理，小微企业最优资金获取方式是权益类投资，但由于小微企业本身就存在资金流动性差、自有资本低的缺点，债券融资效率较股票融资并不占优势，一般情况下还是主要依托间接融资中的银行借款缓释流动性风险。

此外，风险发生中，小微企业自身问题被放大，银行等传统金融系统自发性的“雪中送炭”不易。突发性系统性风险时，小微企业自身问题会被放大：内部治理结构不规范，产权不明晰，对其贷款的制度性风险很大；规模普遍偏小，易受需求市场或要素市场变化冲击，资信等级很低；资产价值普遍不高，抵押品和担保品品质较低；单笔借款数额小、批次多，贷款的交易成本较大，且不易进行风险监控。以上弊端在发生系统性风险时更为显眼，导致一般商业银行此时与其发生资金往来较为谨慎。

因此，需要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发挥重要的作用，维护小微企业正常流转。根据帕累托最优的相关理论，银行在系统性风险发生时，所提供的贷款供给会小于社会需求，而担保贷款模式引入了担保公司作为第三方作为补充，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该问题。担保公司，尤其是政策性担保机构作为专业性的增信机构，一般在对象的搜集，信息获得和处理，专业人才的运用和培训和专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等方面都可以取得明显的专业化经济和规模经济。引入担保机构一方面解决了银行与企业间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减少了银行实际承担的损失，使得银行决策与社会最优需求相适应，还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对企业的了解程度，缓解了企业与银行间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不仅如此，担保还能够带来节约内生交易费用、风险分散、优化资源配置等好处，因此在疫情当中担保公司的作用显得异常重要。

四、担保机构业务开展需正视危机与机会

行业风险需要关注，危机与机会并存，未来业务重点在于关注受疫情影响的优质企业。从分行业看，此次疫情对于不同行业的影响处在一定差异，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需关注行业的风险情况。如前所述，疫情影响是短期因素，对于目前受疫情影响的行业企业而言，其中的部分优质企业先前不需要资金，然而此时开始需求短期资金流转，这也正是提高担保公司客户质量的一次机会。因此，作为政策性担保机构，既要为地区经济发展出力也要兼顾自身风险，顺势而为筛选企业，顺势而为，达到以最优的资源配置。

一是对于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行业的风险判断。首先影响最大的是依赖线下客流的行业。由于此次疫情传染性强，直接导致消费服务（餐饮、旅游、住宿、线下培训等）、交通运输（公路、铁路等）、传媒（影视、网吧等线下娱乐业务）、商贸（消费类商贸）等行业受到了较大损失。其次是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产品制造业。该行业主要是由于消费不振所带来的，参考“非典”时期的消费情况可见，即使疫情结束，民众对于消费的热情仍然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恢复，其中一部分是由于收入的下降，另一部分是对于安全的担忧。纺织服装、白酒等行业未来还将持续受到影响。

二是对受疫情影响较轻的行业的风险判断。首先是生活必需品的制造行业或者服务的提供行业。譬如，公用事业（电力和水力的保障是重中之重，某些地区电力调度人员甚至被单独隔离保护）、食品（某些速冻食品甚至加速去库存，但是生产也受影响）、耐用品（家电等）等行业。其次是需求暂时受压制但是可以延迟释放的行业。譬如，房地产（尽管短期没有购房交易，但是疫情过去之后购房需求会上升）、汽车（乘用车的需求跟房地产类似）等。尽管我们看到现在售楼处暂时关门，但购房对家庭而言是很重大的计划，这部分需求仅后移罢了。

五、后疫情时代政策性担保机构的发展方向

第一，适当为优质企业雪中送炭，危机与风险并存。面对此次疫情，政策性担保公司不但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更需要自救，在危机中看到商机，精选优质企业。由于此次突发疫情的影响是系统性的，除部分细分行业外，几乎所有行业均受到明显的短期冲击。因此，先前可能不需要资金的企业开始需求短期性借款以供临时周转，而担保公司的介入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快速的资金补充。因此，待疫情结束生产正式恢复时，可能正是接触平日所难以介入的优质企业的时机。

第二，总结归纳风险企业特征，进一步加强风险防控。此次疫情虽为系统性突发事件，但也客观的反映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通过总结出现风险企业的特征，可能会形成新的风险行业、企业观点，为日后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的风险导向提供经验。一方面，担保公司应针对性提高特征风险、特征行业以及行业中特殊指标的风险阈值，以适当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担保公司可以进一步与银行合作，主动推进区域信用信息方面共享，以银行数据为依托，加强风险防控建设。

第三，与时俱进，及时优化业务结构。03年非典让淘宝、京东电商行业异军突起，今年新冠病毒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电子政务、居家办公、虚拟会务/商务、网络购物、游戏等新业态和新模式迎来一轮快速发展。有专家建议应加快新支柱产业培育和“新基建”建设，所涉及行业包括办公自动化、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第四，打造线上、数字化担保公司。担保公司应将数字化转型最为一项系统性、全局性的战略工作，将业务环节从线下逐步转移到线上，依托科技手段，积极开发线上担保产品，个性化制定审批流程，提高数字化系统管理能力与应急能力。

第五，开展多元业务，寻找新的利润点。由于政策性担保公司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因此传统融资担保业务收费较低，难以覆盖成本和代偿，制约了担保业务的盈利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担保公司的业务发展。因此，开展个人消费业务担保、发债担保、比例分保、“投资+担保”等多元化业务模式，让政策性担保公司在发挥政策功能作用的同时以便在下一个危机来临之际，不至于被洪水击垮。

第六，通过在疫情时期继续提供融资担保服务，获取政府的更大支持。从抗风险能力来说，抛开软实力不谈，多数担保公司的资本金甚至比不上一个银行网点的存款规模。同时，由于政策性担保公司具有收入与承担风险不匹配的特点，一旦发生集中代偿或大额代偿便容易陷入流动性短缺。后疫情时代，政策性担保公司应通过积极申请政府奖补资金、吸引股东投资增加注册资本的方式，增强自身抗风险能力，也可向政府倡议对疫情相关企业采取基金补助金制度，由政府直接拨付基金补助金用于补偿专项损失。

总之，疫情下，社会责任当先，兼顾企业自身风险。作为区域性国有政策性担保公司，在疫情下应当体现出国企的社会责任感，对于风险要勇于承担。疫情总会被战胜，人们终有一天会冲出房门迎接这场战役的胜利，这次突发事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有待时间去验证。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后疫情时代的政策性担保公司应未雨绸缪，不断探讨持续发展之道，以便在下一个黑天鹅来临之际，度过寒冬。

（作者：合肥市兴泰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科技业务部（创新业务部） 陆伟健、叶娜）